世界经济格局
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
这次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情势下遽然而至，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导致对资源和市场不可抑制的需求。工业化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和市场的疯狂追求，是导致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但二战后世界两极分化的冷战格局，却从政治上阻击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两强对峙下50年的恐怖和平，使得资本主义世界建立并完善了游戏规则，完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整合，从而为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井喷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条件。然而，二战以后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潮流以及民主国家中兴起的人权运动，从根本上抑制了资本主义在武力和强权基础之上的传统扩张方式；而以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游戏规则及其在市场经济中的绝对优势，使得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资本扩张不仅更为有效，而且因“促进发展”而占据了政治上的道德制高点。因此，在推动市场经济的旗帜下，资本源源不断地从发达国家“投资”到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获取资源——包括高科技生产中最重要的劳力和智力资源，另一方面占领市场——包括现代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资本市场。华尔街主导的疯狂的资本扩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
但是，这次经济全球化并没有解决世界经济发展高度失衡这一根本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反而加剧了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以“投资推动发展、消费促进繁荣”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在超前消费的同时，制造业服务业大规模转移到回报更高的发展中国家。其结果是资本透支，产业掏空。另一方面，以“发展制造业、通过积累扩大再生产”的亚洲经济体（包括德国），则在经济发展上依赖发达国家市场，背上了贸易盈余带来的资本包袱，使自己的经济积累被发达国家的资本债务所劫持。
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使资本扩张戛然而止；而各国的“刺激”政策所导致的经济保护主义回潮，则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受到阻击。其结果，是经济全球化的停滞。可谓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但是，这次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首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主权独立的保护下，避免了资本的直接掠夺，而是以廉价的劳力、智力和物力资源，换取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却赢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以产业经济为主的新兴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对发达国家的反控制力。
其次，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尽管整体实力依然具有压倒性优势，但经济危机却充分暴露了其债务空前、信贷虚空、预算/消费失控、以及政治上不可逾越的税收障碍。操控自身货币贬值的同时，用一切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压迫债权国货币升值，成为其应对危机的唯一选择。唯此方能快速抵消巨额债务，填补资本黑洞，挽救经济颓势。为达此一目的，甚至不惜以持续的信贷宽松政策促发经济膨胀，甚至凭借整体实力强行“重组”国际债务。
再次，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全球十大盈余经济体，除第7位的德国、第8位的俄国和第10位的巴西，其余7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印度——都集中在亚洲。随着香港、新加坡、东京、上海、孟买等新兴金融中心的兴起，亚洲将变成世界主要的资本出口地区。同时，不断发展的实体经济、巨大的人口“红利”、较低的发展水平和迅速的都市化发展，使亚洲不仅具有最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也同时具有空前的市场发展空间。
最后，由于高科技和知识经济的迅速扩张，有着扎实的实体经济和雄厚资本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必将在能源、材料、生化、信息、环保、交通等新兴领域推动“超越式”发展。一旦突破，必将重写世界经济格局。
世界经济格局不可逆转的变化，必将导致整个世界战略格局的转变。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一转变的势在必然，美国做出了尽快从反恐战争中脱身，集中力量强势重返亚洲的战略选择。
经济危机
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冲击
二战以来，联合国、世贸组织和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形成了支撑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由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必将对这三大支柱造成巨大冲击，从根本上动摇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体制。
以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遭受重创。为挽救危局，美国政府一方面大量增发货币，挽救濒临崩塌的信贷市场；另一方面推行信贷宽松政策，强力降息，刺激经济发展。但这样做无异于饮鸩止渴。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成为以美国经济为根本信用保证的全球信贷货币。在经济全面萧条的情况下增大美元流通，不仅将使美元持续贬值（这一过程中美元止跌回升只是暂时现象，其根本原因是各经济体在危机中捆绑美元以自保），更恶劣的是将导致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信用危机，持续下去，必将从根本上动摇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
脱胎于《关贸总协定》的世贸组织，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自由贸易为原则的经济全球化的产物。这次危机虽然不会颠覆自由贸易原则，但必将促使各国注重实体经济（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制造业本土化、经济区域化的发展趋势。随着国际贸易量的相对下跌，对外产业投资减少（投机性资本运作则将增加)，经济全球化放缓甚至停滞，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各国间更加依赖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强化经济合作、解决经济纠纷，以及非正式多边组织（如G8+5、G20 等）的发展和强化，世贸组织的影响和作用都将大幅下降。
这次经济危机极大地削弱了联合国。联合国及其所属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制定并维护国际事务中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为世界各国表达、协商各自的利益和要求提供必要平台；协调国际冲突，制约暴力战乱。这次经济危机进一步表明，由于没有自己的经济管理机构和经济资源，联合国在目前经济危机引发的国际争纷中，已经被边缘化。
长期来看，经济危机消弱了美国，更加伤害了欧洲。欧美（包括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在反恐战略、经济利益、货币政策等各方面的分歧将长期存在，这必将损害欧美在联合国中传统的合作协调方式，从而进一步制约联合国发挥以上三项职能的空间和能力。
另一方面，全球性经济衰退和环保工业经济的兴起，使包括俄国、伊朗及中东各国在内的原料出口国面临长期压力，更加凸显他们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而联合国在解决这些利益冲突中长期的无能为力，将近一步削弱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导致其地位与影响的式微。
在世界面临重大变化的过程中，现行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式微，进一步加大了转变过程的复杂与危险，同时凸显了大国关系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多边/双边大国利益组织
将在国际事务中具重要作用
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表明，诸如G20、G8+5、东盟10+3等多边/双边大国利益集团组合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首先，经济全球化以及非意识形态政治对抗，导致了以传统战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非但无效，反而会导致局势恶化。美国近10年越打越糟的阿富汗战争和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体面撤退”，证明了即便拥有绝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也会在一场由宗教/文化对抗而引发的战争深陷泥潭。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战争变得异常昂贵，很难决出传统概念上的胜负。在这样的形势下，军事力量更重要的作用是凸现一个国家整体实力，其根本用途在于保持威慑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增大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力度。
第二，大国在相互交往和较量中，必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实力与资源优势的同时，利用对方一切可以利用的弱点，增强可利用的战略杠杆，其目的并非是要挑起战争，而是要逼迫对方做出对己有利的妥协，进而强化自身的强者地位。这一战略选择，即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谓 “巧实力”。而近来美国在亚洲东联日本韩国、南拉东盟印度等一系列举措，便是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
第三，大国之间根据自己的战略利益而发展的多边/双边组织，不同仅仅将是国际政治中大国角力的重要场所，也是谋求妥协、维持稳定的重要机制。斗而不破，将是各国参与这些多边/双边大国组织的主要方式；而最终的和而不同， 表现的则是在实力基础上的妥协。